在城市里，每次在大街小巷看见推着小车卖的烧红薯，都能很深的感触到自己在家解馋的回忆：童年和小伙伴，少年和同学，还有现在每次回家总爱和兄弟几个到野外去烧红薯吃的日子。

　　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人，正值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开始的几个年头，农村也是才刚刚放宽政策实行包田到户搞单干，所以平日里我们这些农家孩子便没有什么东西填肚，零食那更是没法想的。于是村里的，邻村的孩子就经常凑在一起玩耍，一起找些生的、野的、烧的东西来解馋。烧红薯是我们最喜欢的，最兴奋的事了，那是我们的节日啊。每次烧红薯的时候，红薯刚从火土堆里拿出来的时候，四野便满是溢着那喷香的味儿，很让人是禁不住就流出口水来的。

　　记得那时的小伙伴里，有个叫老安的，年纪比我们大一两岁那样，是我们邻村的，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的孩子里是比较有威信的。经常是他带着我们五六个伙伴到附近的山林里去玩耍，去捉鸟儿，也是去那里烧红薯。生红薯一般都是自家带的，偷得时候很少。不过是轮着的，这次我拿了自己家里的，下次就拿你们家里的，这是自然而然的约定。

　　每次去是头一天就约好了的，除非是第二天下雨了，那时没有办法的，老天爷不长眼啊。第二天六七个孩子便一起带野外去，山林里或者是到很远的没人耕种的野地里去，不过经常去的是山林，因为到那儿去的话不用带柴火去，十分的省事。到了林子里，便是由老安分配着大家做事，有的人挖坑，有的拾柴火，有的拣树叶。大家是各干个的事，都是为着做自己和大伙儿吃的，也就十分的卖力。土坑挖好了，柴火捡回来了，然后是围着土坑垒土窖。

　　这样的土窖是搭建成蜂窝状的，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，所以一般是老安和几个稍大的伙伴负责。老安，年纪比我们大，那是事实，但他真正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垒土窖的技术，因为这他也就成了我们真正的老大。黑黑的圆脸，平日里他又习惯带个旧军帽，因此在那小小的军帽的衬托下，老安的脸显得十分的大。不过老安常是一脸正经的，大伙儿都说他有做头的样儿。这也就是我们的老安。

　　土窖垒好了以后，便是把部分柴火放到里面去点着，一会，白烟，伴着火星和大的灰烬一起从那蜂窝状的土窖里窜了出来。之后便是由一两个人轮着往土窖里加柴火烧，一般要烧半个小时以上。有时带的红薯多的话，则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这样烧，是为了把垒土窖的土块烧热，烧烫，烧成灰烬色，就行了。等到土块的火候已到，就把生红薯放到土窖里面去，再把土窖推倒，拍结实踏平就行了。接下来的事只是等着红薯烧熟了，等待，等待，耐心的等待。也是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大家就回来把红薯取出来。刚烧好的红薯，取出来，十分的烫手，很老远就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一股一股的浓香。都取出来以后，依旧是老安负责分配的。老安是头，但他从来不会是自己先吃的，也不会捡着最大的来吃。他分得是很合情合理的，最大的一般都是分给年龄最小的。可能这也是老安所以能当上我们的头儿的原因吧。于是，大家是一片的欢声笑语，捧着热乎乎的烧红薯，剥开焦色的外皮，露出黄澄澄的肉，浓浓的香味喷鼻而来，直让人好咽口水，十分的等不及啊。

　　这便是儿时烧红薯的记忆，儿时解馋的快乐的日子。那是让人回味无穷的，因为那里渗透着太多太多人的纯真与天真，友爱和乐趣。这是在我长大的日子，没有再找到的。我们总是习惯到已经失去的岁月的记忆里去寻找那一份欢乐和满足。

　　现在，已经成年的我，偶尔回家，也会经常性的约上以前的好伙伴到野外，到山林去宿营炊火，也少不了我们的烧红薯。但这样的烧红薯的节日，我们过节日本身的乐趣是减弱了的，毕竟我们这群人已经在心里烙上了太多生活的印记。每次出去我们会带着酒去了，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，但主要的还是红薯，因为我们都不想它变样太多，这是习惯也是情意的使然。

　　大家就着烧好的红薯喝酒，边喝边谈着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学习，自己的工作；自己的老婆，自己的父母，自己的朋友；酸的，甜的，苦的，辣的；一大堆。伴着酒味，裹着烧红薯的香味，掺着笑声额，呼喊声，全都都出来。毕竟，现在大家是各奔东西了，上大学的，在家干活的，外出打工的，工作的，每次回家难得机会在一起，也就这样好好的过我们曾习惯的节日：烧红薯的节日--我们从小到大的节日。

　　今天，执笔写下这些零散的文字，用以怀念我那烧红薯的日子，怀念我那些可爱的善良的伙伴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