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十多年前我初到北京时，在前门和沙滩一带，特别是北京大学、中法大学、辅仁大学附近还有不少露天的饮食摊儿和小饭铺。我从文学作品里，早就见到很多作家写过这种地方。居然有人说，当年鲁迅先生在北大红楼讲完小说史，偶尔也坐在饭摊儿上与人力车夫们一起进餐。想想那气氛，真有点浪漫，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。因为朴素的平民化美食总是与人力车夫、穷学生、清苦文人结缘的。

    1947年夏，我第一次到北京，住在中法大学的学生宿舍。附近的小饭铺，一两间门面，木格子窗户都是用纸糊的，只中间留一方透明的玻璃，古朴得很。我要一盘肉丝炒饼、一碗火柿子鸡蛋汤。跑堂的先问我炒饼要多大分量，半斤呢，还是几两？在天津吃炒饼炒面都论盘，不问分量大小。接着又跟我订正是不是西红柿鸡蛋汤？京津两地距离这么近，风俗硬是不同。天津管西红柿叫火柿子，形象而有诗意。吃炸酱面，天津的习惯黄瓜菜码儿都切成细丝，与面条拌在一起吃；北京的习惯切成一小段两寸长，或干脆抓起整条黄瓜就着吃。起初，我还真不习惯。后来入乡随俗，觉得这样倒亦省事，颇具乡野之风。再吃黄瓜切丝，反而觉得费事，又跑了不少鲜味，不那么自然，显得造作。刚到北京，当然要尝尝慕名已久的豆汁儿。那时穿胡同卖豆汁儿的小车真多，小小瓷盘里的咸菜丝也很诱人，没想到一口下去实难下咽，从此数十年再也不敢问津。前几年冒险试了一次，味淡了，还能适应。莫非因我年老，对什么都有点麻木和无所谓了吗？

    最难忘的是在前门外的门框胡同吃的冰镇奶酪。洁白、素净、爽口，是真正民族化的冷饮，消夏胜品。人们说那是从宫里传出来的。一碗在手，如处宫中，很神秘的。那时北京的冰激凌还少见，只有到北京饭店和东安市场内的起士林、荣华斋楼上才有，价钱贵，不是平民化的食客能随时出入的。那时天津除了刨冰外，更流行“雪花落（酪）”，比冰激凌便宜，颗粒粗，水分大，满街都是，北京却没有。你道奇也不奇？

    1950年，我成了北京居民。最不习惯的是吃不到天津的煎饼果子。跑遍北京城只有东华门大街一个推车的卖。北京的油条，天津叫果子；北京的薄脆，天津叫果箅儿；北京的糖饼，天津叫糖盖儿。语言亦怪，京味的“儿”字，在这里又被天津话给夺去了。谁能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直到近二十来年，北京才满街时兴煎饼果子，摊贩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发祥地的天津。不过北京人还客气，总不忘在小车上标以“天津风味”几个大字，让“天津卫”看了不禁有点飘飘然。

    北京的地方小吃麻团、驴打滚什么的，天津也有了。这种互为影响互相交流的局面，都是无形中自然而然形成的。但是，北京的豆汁儿、炒肝始终进不了天津，“天津卫”就是不承认。又融合又抗拒，恐怕还要保持下去。我就不明白，北京怎么就不炸麻花呢？非得从天津整盒整盒地运来卖，为什么不打出北京大麻花的牌子？还有天津的锅巴菜，不仅北京不承认不接受，在全国也成了独一份儿。可我从小是吃锅巴菜长大的，若想吃一碗，难道还要花几十元钱，跑一趟天津？

    没有别的办法，就像鲁迅先生说的，让幼小时喜欢吃的东西，蛊惑我一辈子吧。